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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传入与发展


佛教传入汉地的年代,学术界众说纷纭。从现有史料分析,佛教在西汉末年,已经从西域传入中国内地,从东汉始,逐渐在社会上流行。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魏国鱼豢《魏略•西戎传》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学术界多数专家皆因此将公元前2年作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两汉之际,佛教信奉者仅为宫廷贵胄。《后汉书•楚王英传》载:楚王刘英“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东汉时佛教传入洛阳的史料极多,其中以《四十二章经序》记载最详:“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白光,飞在殿前。意中放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氏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胜数。”该序记载了汉明帝派使西域取经之经过,史称“永平求法”。从此佛教在官方的主持下开始在中国传播。永平十一年(68年)汉明帝下诏为印度高僧修建馆舍译经,馆舍取名“白马寺”,白马寺成为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佛经多在此译出。其中《四十二章经》为中国第—部汉文佛经。

桓、灵二帝时(147189年),以洛阳为中心,西域佛教学者、大师来汉地译经传法者渐多。影响最大的是安世髙和支娄迦谶(支谶)。

安世髙在洛阳20多年,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等95部,共115卷。支谶,号“月氏菩萨”,才思过人,来汉地不久即通汉语。在洛阳先后译出《般若通行经》等23部,共67卷,其中最重要的是《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开般若学之先河,为佛教“大乘”。安世髙偏重坐禅,多属“小乘”。这是东汉后期佛学的两大派系。

东汉末约70年间在洛阳的著名译经师还有竺佛朔、安玄、支曜、康孟祥和严佛调等人。这个时期所译佛经主要有禅经、阿毗昙学、初期菩萨乘经及释迦牟尼佛传等。

三国时期,曹魏政权一度对宗教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所以宗教活动只能,在民间流传。魏中期后,禁令渐松。明帝在位期间(226239年),印度和西域的僧人多有来洛阳从事译经活动者,如柯迦罗、昙谪等,他们把当时流行于印 度和西域各国的佛教典籍大量传入汉地。随着来汉地的印度和西域僧侣、商贾人数的不断增加,魏王室为之建立了佛塔、佛寺以供他们做佛事和居住之用。民间也出现了佛寺建筑。有些佛寺除了宗教活动外,也是佛经译场。

魏嘉平年间(249254年),印度僧人昙诃迦罗来洛阳。当时僧侣还没有按照佛教戒律出家,只是剪掉头发,以别俗人。昙诃迦罗译出大众部戒律的节选本《僧祇戒心》一卷。从此,魏开始由印度和西域僧人担任戒师并按戒律规定 授戒度僧。

魏甘露五年(260),颖川(今禹县)人朱士行至洛阳受戒出家,被后世 认为是第一个受戒出家的汉僧。他出家后感到旧译经文过于简略且不连贯,便立誓远求《大品》。他从长安出发去西域求经,亦是第一个“西天取经”者。行 至阗(今新疆和田)取得梵书正本《大品般若经》,并遣弟子送回洛阳。后由竺叔兰、无罗义译为汉文《放光般若经》。

西晋时,无论上层还是民间信仰佛教较为普遍。此间不少高僧到洛,或设坛讲经,或译经作注。《洛阳伽蓝记》说永嘉年间洛阳有佛寺42所。西晋、后赵时著名僧人佛图澄(232348年)于永嘉四年(310年)到洛,本想在洛建立寺院,不料第二年刘曜攻陷洛阳,他只好潜居草野。石勒建后赵(319年),佛图澄由大将郭黑引见石勒。石敬澄甚笃,军政大事必资而后行并尊称之“大和上”。佛图澄常劝石勒实行“德化”、“不为暴虐”,并大力向民间传播佛教。石勒卒后,石虎对佛图澄更加敬奉。由于佛图澄及弟子的宣传和活动,使佛教在 北方得到了广泛传播。

人称“敦煌菩萨”的高僧竺法护,博学强记,通晓多种语言文字。他搜集 经典原本160多部,从西晋泰始二年(266年)到永嘉二年(308年)译出150多部经论。在洛阳译出了《正法华经》、《魔逆经》等多种。译经过程中,助手为之执笔详校,最著名者当属聂承远及其弟子道真。

西晋惠帝末年,印度僧耆域来洛。他认为汉地僧人衣着华丽,不合僧制,并提出改制。此后,中国僧人始穿“衲衣”(杂色衣服)。

西晋末年,有净栓等24名妇女从西域僧智山受十戒出家,住洛阳竹林寺。升平兀年(357年),僧建把从月氏得到的《僧祇尼羯磨》及戒本在洛阳译出,并请胡僧昙摩羯多在洛阳立戒坛。净栓等4人受具足戒(大戒),成为中国最早的 受戒出家的比丘尼。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佛教发展迅速。统治者建立了各级目方佛教管理机构,设置僧官。孝文帝广做佛事,让一些高僧每月三次到宫廷讲论佛经,并亲为出家人“剃发”。

宣武帝在位期间(499~515年)佛事活动空前兴盛。至北魏末年,仅京城洛阳佛寺就达1367所。《洛阳伽蓝记》载“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寺夺民居二分之一”。全国僧众200余万人,单在洛阳的西域僧人就达3000多名。

魏孝明帝即位后,胡太后专权,荒淫残暴。她相信佛经能减轻罪过,因此大造寺塔,并派崇立寺僧惠生和使者宋云至西域求法,广结诸国善缘。北魏奉佛,朝野风从。史载北魏皇室中有五位皇后先后出家为尼。魏明帝还为宣武帝 在伊阙营建石窟一座,历时23年,费工802366个,规模壮观。

自北魏至东魏百余年间,在洛中外知名僧俗译经者12人,译经、论、传共 83部,274卷。北魏末年“永熙之乱”,洛阳佛寺破坏殆尽。

隋唐时期,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植下,佛教发展达 鼎盛期。

隋文帝曾诏布天下“听任出家”。并令各地按人口出钱营造佛像。长安、洛 阳等大都邑,由官府书写佛经,供置佛寺中。隋文帝还把大量产业赐给寺院。炀帝时(605617年)曾在洛阳设无遮大会,度男女120人为僧尼。又令 天下州郡度僧,铸佛像,缮写新经,装补故经。还在洛阳上林苑创设译经馆 “罗致译人,四时供给”。当时“天下佛经,大集洛阳”,宝城内东南洛水上建翊 津桥,直通译场。当时的著名译师有达磨笈多、彦琼等。

唐初,佛道并行。宫廷中时常举行佛道对论,论争激烈。唐太宗在清除割 据、平息叛乱时曾得僧兵相助。即位后,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还 对自天竺(今印度)取经而归的高僧玄奘大加支持,为其设置译场,让其翻译 佛经。

武则天时,推崇佛教,谕令“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当时 禅宗中北宗的鼻祖神秀于洛阳传教,武则天封之为国师。她还指派薛怀义为白 马寺住持,封其为“新平道行军大总管”、“伐逆道行军大总管”,使其出入宫廷,名赫当世。怀义曾剃度1000余人为僧,并在武后授意下与法明等人于天授元年 (690年)编造了《大云经》,宣传武则天是弥勒佛降世,应代李唐作天下主。当 年七月,武则天颁《大云经》于天下,敕令两京及诸州置大云寺。武则天还助脂粉钱2万贯供修造龙门石窟大奉先寺。被誉为中国四大译经家之一的高僧义 净,游历天竺30余国,携经、律、论400部回洛阳,武则天亲往迎接。

安史之乱,洛阳数次被乱军、唐军交替占领,佛寺破坏惨重。回纥兵在平乱后烧毁白马寺中高阁,寺院破败不堪。此乱使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残,声势大减。由于佛教的强盛严重影响唐王朝的赋税收入及兵力、劳动力的来源,佛教同最统治者之间产生了冲突。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李炎下诏废佛规 定除东京洛阳留寺2所,西京长安留寺4所,各寺留僧30人;大州留寺1(上寺20人,中寺10人,下寺5人)外,其余各地寺院一律拆毁,僧尼一律还 俗。全国共毁寺4600处,还俗僧尼26万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15万人。史称“会昌法难”。此后中国佛教由鼎盛走向衰落。

唐天祐四年(907年),后梁代唐,严格了佛教政策,令僧尼属祠部管理,禁止私度僧尼。愿出家者到京师比试经业。后唐同光元年(923年),政府设功德使管理佛教事务。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后晋灭后唐,亦崇佛,曾规定国忌日行香饭僧为定式。后汉乾祐三年(950年),后周灭后汉,对佛教严格限制。显德一年(955年)四月,诏“自今不许私度僧尼及亲无侍养者不许出家。无敕寺舍并须停废”。此年废寺3336所,存2694所。这是继“会昌法难”后的又一次灭佛。

宋代,统治阶级采取适当保护佛教的政策。淳化年间(990994年),天下 大旱,太宗曾派人至白马寺祭二印度髙僧墓以祈雨。淳化三年(992年),太宗敕修白马寺,并诏苏易简撰写《重修西京白马寺记》以记之。仁宗赵祯也是一 位崇佛的皇帝,曾作七言诗《赞舍利偈》以赞美佛教。

元代,蒙古统治者扶植佛教,改总制院为宣政院,掌管佛教。元初,洛阳白马寺住持、女真族僧人龙川被封为“扶宗宏教大师”、“司空护法大师”等,兼 管江淮一带教务,奉元世祖忽必烈之诏,大规模整修白马寺。在朝廷的支持下,洛阳佛寺经济势力雄厚,并有所发展。元成宗时(12951307年),洛阳白马寺住持华严宗文才封为真觉国师。

明清时代,设善世院统理僧务。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太祖朱元璋敕修白马寺。嘉靖二十四年(1555年),由掌印太监兼总督东厂黄锦发起并主持重修白马 寺,奠定了今日白马寺的规模和布局。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年),福王朱常洵为其生母郑贵妃在洛创建迎恩寺(在今洛阳第一高中校址处)。清代对佛教禁约严格。虽如此,明、清两代都未能禁绝私度僧尼。洛阳佛 寺勉强维持。康熙年间,在知县高镐支持下,住持和尚如诱又一次重修白马寺, 复呈现出“毗卢一阁”、“丹流云表,辉重霄汉”的景象。

民国时期,佛教在洛阳无大的发展。民国16年(1927年),冯玉祥居洛,提出、“改造庙宇,兴办学校”。洛阳除白马寺外,中、小庙宇多被拆毁或改作他用,或为学校或为机关;僧尼还俗,佛教活动停滞。民国21(1932年),中华佛总会倡导佛教复兴,各地佛教界上层人士极为响应,在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等人的支持下,上海佛教协会的德浩法师应邀作白马寺住持,对白马寺进行局部整修,配备了一些法物供器,并把一尊白玉佛迁奉至清凉台毗卢阁内。

建国后,党和政府重视文物事业,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佛教有所发展。政府出资对佛寺进行维修,并开放白马寺,将其作为旅游胜地,供国外游客游览。 1961年,白马寺被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体现了其文物及佛教价值。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破四旧”中洛阳所有大小寺庙几乎都被查抄。档案、藏经、文物大部分被没收、焚毁或砸烂。僧尼被当作牛鬼蛇神批斗,大都被赶出寺院。白马寺亦遭破坏,损失惨重。

1979年,党和政府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洛阳市佛教活动得以恢复。修葺一新的白马寺亦于61日山门重启,对外开放。随着寺院的恢复,僧尼重聚佛堂。

1983年,国务院下发〔198360号文件,把洛阳白马寺定为汉族地区全国重点寺院。198410月,台湾僧人弘川经香港回洛阳,驻白马寺任首座。11月,河南省佛教协会增补弘川为河南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

1989年,洛阳佛教协会及佛协理事会成立,该协会在协助洛阳市政府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开放了10余座寺庙,使信徒有了活动的场所。

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洛阳各佛教组织和寺院逐渐完善了佛教活动、寺院管理、僧人授戒、爱国爱教、遵纪守法等制度,佛事活动逐步健康发展。


道教的起源与发展


道教,起源于战国、秦汉间的神仙方术,沿袭方仙道、黄老道一些宗教观 念和修持方法而逐渐形成。洛阳是东汉的都城,也是道教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

道教发展初期,东汉宫廷盛行黄老之学,而实际上主要是老学。东汉明帝时,朝廷崇信黄老者更多。汉明帝身体力行,修心养性,曾劝他父刘秀颐爱精 神。明帝之弟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黄老”、“浮屠”和“神”同祀。洛阳皇宫中积存了大量的秘书、列仙图和道术秘方。汉章帝还把这些图籍赠给东平王刘苍,让他在藩国学习、传播。黄老学说的神秘化,使黄帝、老子进一步神化。在上层社会中得到遍信仰,已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由此逐步形成早期道教——黄老道。桓帝时黄老道在朝野公开传布。桓帝在宫中立黄老祠祀之。延熹八年(165年)桓帝派中常侍左官到苦县(今鹿邑县,是老子李耳的老家)祭祀老子,并下令将天下所有祠庙中的其他神主、偶像毁掉,改祀黄帝、老子。

黄老道在河洛地区产生后,逐渐发展为两支,出现了“五斗米道”和“太平道”。

“五斗米道”为汉顺帝时沛国人张道陵在蜀郡鹤鸣山所创。该教奉老子为教主,号称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经》为经典,因信奉者要出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为发展道众,在全国设二十四治(传道点),以座二十四气。洛阳北邙山治,是张道陵隐修过的地方,也是四川境外唯一的治。张道陵死后,其子张衡继传其道。张衡死后,其子张鲁在巴郡、汉中传五斗米道,建立政教合一的统治近30年。据曹丕《典论》和曹植《辩道论》载,汉末会集洛阳的著 名道士有华佗、郗俭、甘始、左慈、郝孟节、东郭延年等,甘始善于行气;左慈明房中术;郗俭善辟谷服食。道教养生术的三大流派导引、房中、服食形成传世,对道教重生、贵生、乐生、太生、养生之学起到开源通流的作用。

太平道为汉灵帝时(168189年),巨鹿人张角所创。该教是信奉《太平清 领书》的一个道派。巨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蓄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并宣传《太平经》中“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等主张,反对以剥削敛财,深得百姓信任。10余年来发展教徒10万人,散布于青、徐、冀、荆、扬、兖、豫八州。他传言“苍天 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派大方师马元义往来洛阳,以中常侍封谞、徐奉为内座,布置于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年)35日率众起义。因唐同士书告密,马元义被捕,车裂于洛阳。太平道被杀千余人。由此可见太平道 在京师洛阳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黄巾军被镇压后,太平道解体,余下的信 徒汇入五斗米道中。

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五斗米道张鲁投降曹操,其全家被迫徙居邺城,大批信徒随迁豫北。因张鲁显贵,而使五斗米道得以顺利传播。曹操曾参 与镇压太平道起义,对道教采取禁锢措施,建安年间在洛阳等地烧毁老子祠600多个,对洛阳及各地道教严加防范,限制道士活动。曹丕建都洛阳后对道教防范更严。尽管遭到严密控制,但道教仍在秘密活动和发展。“帛家道”也于此时兴起于洛阳。创始人帛和(帛仲理),四川重庆人,曾于隆虑山(今林县西)学 道,后到洛阳拜师于吉,在北邙山翠云峰老子炼丹处布道。帛和功法深湛,洛阳人称之为“神人”。《抱朴子·法惑篇》云:“前世有名之道士如帛和者,……其洛中道士已情涉众事,冶炼术数者以疑难咨问和,和皆寻声为论辩,皆无疑碍,故为远识。”据《神仙传》记述帛和曾从嵩山道士刘根学道,于嵩山石窟中得《三皇文》。此人死于无终山(今天津翁同山),葬于洛阳北邙瀍水西南,墓前有晋永宁二年(302年)(十一月)所立石碑,文曰:真人帛君之表。

西晋建都洛阳后对道教的防范放松,道教徒又开始公开活动。武帝时(265290年),河南境内建道观200多所。著名道士王浮在洛阳宣传道教,并作《老子化胡经》,称老子西出流沙,化为佛,释迦即老子的化身,以此说明道先佛后。此书对当时在洛阳嵩山一带活动的道教有较大影响,对后世影响也颇大。同时洛阳有著名道士鲍靓和女道士魏华存等。

北魏明元帝时(409423年),嵩山五斗米道徒寇谦之改革五斗米道,创立“新天师道”(后人称北天师道)。《魏书》释老志》载:谦之于神瑞二年(415年)十月从太上老君得《云中音诵新科之诫》20卷,令他改除三张(张道陵、张 衡、张鲁)租米钱税制度及男女合气之术。他利用北魏太武帝(424451年)对道教的崇拜,排斥佛教,改革天师道(五斗米道),制定乐章诵戒新法。今珍藏于登封中岳庙中的《中岳嵩髙灵庙之碑》(刻于435440年)是记载寇谦之事迹的最早资料。碑载:“继天师寇君名谦之,字辅真,高尚素志,隐处中岳三十 余年……案循科条,授以九卅真师,理治人鬼之政……”寇谦之改革五斗米道,假托老君之言表达自己的改革方针,把许多封建伦理变成道教的教义,教人“不得叛逆君王”,“于君不可不忠”,“要安于贫贱”,很得封建统治者的赞赏。从此道教在北魏受到各代皇帝的荣奉,也使道教内部分化。一方面向上层发展,另一部分为民间通俗道教,在民间流传。

隋唐时,道教发展达鼎盛时期。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年)建都洛阳,虽然对道佛均崇,但诏令道先佛后。洛阳御苑就是按道教传说中的三座神山仙境修建的。炀帝在洛阳多次请茅山道士王远知讲神仙之事,并于大业七年(611年)在洛阳宫设玉清玄坛,把擅长辟谷术的著名道士宋玉泉和孔道茂置于左右。在洛阳建道观24所,度道士1100人。为弘扬道教,又下令组织编纂了《隋朝道书总目》,有经戒200余部,908卷;服食46部,167卷;房中3部,38卷;附录17部,103卷。这些道书目录保存了隋以前流传在河洛的道教典籍。

唐时,唐高祖曾下诏宣布道教为首,儒学为次,佛教第三,并自称老子后裔,大崇道教。龙朔二年(662年)唐髙宗下诏洛州长史燋国公许力士于邙山翠云峰建上清宫。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又重建并命名为玄元皇帝庙。武则天时,召见嵩山道士司马承祯至洛阳降手敕赞美之,并下谕麟台监李轿饯行于洛桥之东。光宅元年(684年),武则天追封老子母亲为“先天太后”,并下诏建“洞霄宫”祀之。垂拱四年(688年)武则天祭中岳,封嵩岳神为“天中王”,其妻封为“天灵妃”。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年)武则天再登嵩山,在嵩山中峰建“登封坛”并于坛上刻立《大周升中述志》碑记其事。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武后登坛加封中岳神,封神岳天中王为“神岳天中皇帝”,封“天灵妃”为“天中皇后”。唐玄宗尊奉道教,开元九年(721年)召司马承祯入京,亲授法篆。开元十三年(725年)加封老子为“髙上大道金阙天皇大帝”,亲为《道德经》作注,刊刻成书,颁布天下,令每户必置一本。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玄宗在长安、洛阳及各州置玄元皇帝庙并置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100人,以宰相统领。自天宝二年(743年)至天宝十四年(755年),仅洛阳邙山玄元宫的崇玄学就为唐室培养了1300多名高级道教人才。唐玄宗亲召道士司马承祯、吴筠、张果到宫中,帝“亲授法箓,赏赐甚厚”。令他们往来东西两京,宣讲道经。司马承祯死后, 葬王屋山,今谷称道士坟。

北宋建都汴京,以洛阳为西京。宋太祖、太宗祖籍洛阳,因崇信道教,太宗将洛阳故宅改为“洞真观”,设女冠主持;在汴京仿建唐代洛阳的“上清宫”拟建宫观。著名道教学者朗然子、刘希岳在洛阳南郊栖露宫传道,有《悟真诗》30首传世,为内功修炼经验的总结。宋真宗多次幸临北邙上清宫,并命画师武宗元在洛阳上清宫壁像画大型神仙《三十六天帝》,其中“赤明和阳天帝”为太袓、太宗真容。宋徽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道君皇帝,曾下诏在太学设《道德 经》、《庄子》博士,同时又把洛阳上清宫收归中央秘书省领辖。

金元时期,河洛一带先后流传的道教为“正一道“太一道”,后陕西王重阳(王喆)所创全真道在河洛兴起,上述三教均不再传。


伊斯兰教的传入与发展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在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伊斯兰教历29年),阿拉伯国家第三任海里发时,奥斯曼帝国向中国派来第一个使团,谒见唐朝皇帝并介绍了他们国家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史学家把这次使团来访作为伊斯兰教传人中国的标志。

唐代,洛阳为东都。“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使阿拉伯、波斯商人来洛日趋频繁。有些商贾在洛建厂建店,留居于此,伊斯兰教随经贸往来传入并发展起来。

元代,蒙古军西征,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东来中国,伴随元朝统一战争后的屯田,穆斯林(意为“顺服者”,特指顺服安拉旨意的人,为伊斯兰教教徒之统称)散居各地。元世祖于至元十年(1273年)下令探马赤军“随处入社,与编民等”。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军“社”的编制下进行农垦,在中原落户生根,也促进了伊斯兰教信仰在洛阳的形成和发展。据《敕赐伊川书院碑》记载:伊川书院负责人勖实戴在蒿州(今伊川县)担任回回军总管兼领屯田。这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人在河南从事屯田的例证。元时,为统一中国,元军派“探马赤军”进驻洛阳者在城内西北隅建有“回回营”。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在流传过程中,吸取某些中国古有的文化因素,形成中国伊斯兰教的特色。在教理上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在洛阳特别是接受程朱理学太极说中万物统一于五行,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太极本无极的理论,提出“直一说”。伊斯兰教学者还借用朱熹格物致知的命题,使格物致知和认识真主结合起来,并使儒教的人性论为信仰真主和信使服务,根据儒家“明明德”和“克己复礼”之说,提出五典之说。元明时期,进入教坊阶段后,穆斯林从侨民转为中国人,这既是回族的形成期,也是伊斯兰教与中国古有文化逐渐融合的过程。到了清朝完成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

明代以后,随着回汉通婚,回回人口大量增加。为便于宗教活动,回回在洛阳东关等处创建清真寺10所。

清嘉庆年间编修的《洛阳县志》记载,城内建有清真寺。今洛阳老城建安胃南侧保存有清真寺遗址,同化街(原名回化街)亦有清真寺遗址,南关马市街、东关共和胡同当时都有清真寺。这是当时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人在此聚居作教务活动的地方。洛阳九县六区中聚居伊斯兰教穆民当始于元朝。清朝洛阳有记载的清真寺有23座。到民国时期,洛阳已有清真寺40余座。

建国后,各级政府认真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攻策,穆斯林在政治上、经济上也有较大发展。

在洛阳市九县六区中信仰伊斯兰教的主要有回族和维吾尔族,他们统称为"穆斯林”或“穆民”,汉族中亦有少数人信仰。


天主教的传入与发展


天主教于明代传入河南,大约在20世纪初传人洛阳。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7月,意籍司铎尚子里在洛阳南马市街西头路南建立天主教堂。翌年,司铎尚子里死后,由意籍传教士彭伯炎接办南关传教点的工作并发展教徒四五十人。清宣统二年(1910年),意籍神父柏长青和另一意籍人鲍慧灵为扩大传教面经当时在郑州的主教贾师谊批准,携带医药用品到南关天主教堂传教,并借用民房开办诊所。因教堂内经常有闹邪的传说,致使天主教发展缓慢。民国9(1920年),天主教堂迁到由英、比合修的洛阳火车站(今洛阳东车站)。教堂坐落于车站南面,占地9亩,教徒发展到2000余人,分布于郊区、三门峡、偃师、宜阳等地。

民国10年(1921年彭伯炎被郑州教区调往陕州(今陕县)建立传教机构。洛阳天主教堂留意籍神甫柏长青等负责传教工作。民国1017年(19211928年),洛阳教徒已达13000余人。为进一步扩大影响,郑州教区主教贾师谊通过天主教南京总座代表刚恒毅向巴尔玛处方传教会申请并批准成立洛阳天主教教区,教区负责人由当时在郑州的传教士巴友仁充任。

民国21年(1933年)巴友仁在洛建立男修院、女修院、德来学校等,重点士咅植中国传教人员。由于教徒人数增加,又对教堂进行了扩建。

民国25(1936年),意籍神甫巴友仁由当时罗马驻华代表蔡宁主持,在洛阳天主教堂被晋升为洛阳教区主教。同年,巴友仁把洛阳教区划为三个总铎区。洛阳总铎区、偃师总铎区、陕州总铎区。次年,抗日战争爆发,洛阳教区意籍人员于民国30(1941)冬集中至淅川。民国28年(1939年)10月,比利时籍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率领“圣若翰小兄弟会”修士、教徒组成“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简称华战团)至林县看护伤兵、街寺难民。辟当时驻防太行山的八路军发生磨擦而被捕,释放后去重庆。华战团由新乡教区美籍监牧主教米干率领到洛阳继续开展活动。米干在洛主持教区工作。

民国31年(1942年)3月,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河南省政府分别下令将信阳、郑州、洛阳、南阳的德、意籍天主教传教士及修女300余人由军警押运,集中于内乡县天主教堂、城隍庙和淅川集中营内。在外籍传教士集中期间,米干请西班牙籍在西安安康充任主教的席德昌管理洛阳教区工作。民国年31年(1942年),洛阳时局恶化,洛阳教区教徒人数大减,被米干从郑州、新乡、北京等教区借来的范守礼等三位中国神甫在洛司牧。洛阳沦陷前夕,意籍传教人员由淅川回洛,民国33年(1944年)洛阳沦陷,范守礼等三位中国神甫出于对侵华日军的仇恨,在堂内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被日特务组织黎华公馆获悉,被捕后被日军杀害。此时洛阳教区有外籍传教士23人,华人传教人员5人,有教徒七八千人。

19483月,洛阳解放。当时洛阳教区的偃师堂口、登封堂口等教徒人数有七八百人。洛阳解放后,在洛阳意籍神职人数15人,分布在偃师总铎区、陕州总铎区,教徒人数为3000人左右。


基督教的传入与发展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瑞典牧师罗贯民在豫西一带传教,这是内地会的最早传入。以后逐渐发展到新安、陕州、灵宝、渑池、卢氏、洛宁、宜阳、嵩县、栾川、偃师、孟津、伊川。罗贯民进入洛阳后在洛阳北关龙泉沟(今铁-小)购地20亩建一小洋楼作居室,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北大街建教堂。内地会在洛阳迅速发展,形成并建立了“秦晋豫信义会洛阳分会”。清宣统元年(1909年),美国牧师付以民到洛行医传教(属信义会),同内地会协商将洛阳教区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为信义会,西为内地会。信义会设偃师、登封二会区,洛阳属“豫中信义会”,总会设在许昌。民国19年(1930年),原属加拿大差会的圣公会由开封派人到洛传教,并在大中街购地3亩建礼拜堂。建国后内地会、信义会、圣公会趋于一体,统称基督教,教事活动也基本统一。

19507月,中国基督教徒吴耀宗、刘良模等发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洛阳市、县广大基督教徒热烈响应,号召摆脱外国“差会”,各地相继成立了中国教徒自已管理的教会组织,如嵩县的“基督教协进会”等。19514月洛阳市“三自革新筹备委员会”成立。

194510月,洛阳基督教派人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基督教会议。此次大会将“三自革新”改为“三自爱国”运动。

1958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运动的冲击,基督教在洛阳也和全国各地一样活动受挫。教堂关闭,财产归公或作他用,教牧人员受屈蒙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教牧人员再次受到冲击,一切宗教活动被迫停止。其间不少信徒受批挨斗、甚至遭到逮捕。在此期间,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受到践踏,政府宗教部门被取消,市基督教会工作陷于停顿状态。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和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关怀下,重新宣传贯彻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洛阳市基督教会为了满足日益增多的教徒的需要和正常开展教务活动,在19809月和198212月分别成立了洛阳市三自爱国会和洛阳市基督教协会。两会在培养年轻的爱国宗教职业人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缓解了教牧入员青黄不接的局面,使基督教在洛阳的活动纳入健康而有序的发展轨道。